红色湘西｜她牺牲时说：“我死，你们不要用枪打，留下子弹去打日本强盗！”

1922年，戴钟萍出生在凤凰县镇筸城（沱江镇）一个名门世家，祖父为辰沅永靖兵备道秘书长；父亲戴德滋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同盟会会员,国民党独立第十师参谋长；伯父戴文垣，湘西护国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二叔戴恢垣，独立第十师团长，沅泸警备司令；三叔戴斗垣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国民党中将师长。戴钟萍是家中独生女，族人爱其如掌上明珠，但她并不娇气，从小与街邻为伍。

1935年，戴钟萍随父到长沙，就读于周南女子中学，还未毕业，又随父亲到沅陵，就读当地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期间接触先进思想，立志走教育救国道路。

“七七”事变后，大批东北和其他沦陷区的难民涌向湖南、湘西。国土沦丧、同胞流亡，令年少的戴钟萍无限悲愤。1938年春，父亲病危，戴钟萍白天读书，晚上照料父亲。父亲离世后，母亲带她回凤凰镇筸城，要她在家守灵三年。可不到三个月，戴钟萍就活跃在街头宣传抗日，和难友们到处传唱抗日歌曲。

▲戴家院子原址

为此，母亲训斥戴钟萍对不起死去的父亲，戴钟萍却说：“我唱的是抗日的歌，现在救亡如救火，如果我在家守服三年，眼看着日寇侵占祖国，火烧家园，恐怕爹在九泉也会骂我们。”说得母亲为此痛哭流涕，无言以对。

1939年初，中共凤凰县委成立，年方17岁的戴钟萍，积极参加宣传、募捐、安置难民等社会活动，表现突出，不久便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曼云”参加党的地下活动和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

戴钟萍配合21岁的时任中共凤凰县委书记唐知白，在凤凰开展宣传革命理论、创办革命刊物、教唱革命歌曲、张贴标语、画壁画、办墙报、表演话剧、集会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对教师和学生、工人、农民、城镇青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号召民众“三坚持、三反对”，即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由于戴钟萍家族在当地举足轻重，她站出来宣传抗日号召力巨大，她利用自己“戴府小姐”的名衔联系富家子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大路歌》《黄河颂》等，鼓动他们走出深宅大院，投身抗日大潮，为国家民族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人生更加充实向上。

在她的宣传和影响下，凤凰县一批优秀青年走上进步的道路。她带领出身名门的谭世英完成党的任务，经受斗争锻炼，加入了党的组织。女党员杨惠卿克服家庭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戴钟萍成长和战斗过的清溪巷旧貌

戴钟萍的宣传在当地各个阶层中引发强烈反响，招致国民党当局的极端忌恨和家族中封建遗老强烈不满。母亲爱女心切，暗地里劝她不要到处抛头露面、当众讲演，要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家庭的声誉。她耐心和母亲讲道理：“先有国，后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国家被日寇灭亡了，我们都成了亡国奴，那还有什么家呢?”。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破坏，凤凰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39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唐知白和戴钟萍等一批共产党员暴露。

国民党湖南省主席薛岳接到密报后，在《省政府密令》中指出：凤凰共产党分子戴钟萍等在该县吸收男女青年活动积极。命令有关军政当局采取严厉措施镇压。

鉴于戴家身份特殊，反动势力有所顾忌，没有立即行动。有同情革命的热心人士设法要戴钟萍离开凤凰去乾城国立八中高中部读书，以此保存力量，八中校长却因“共党嫌疑”拒绝接收她。

面对严峻形势，戴钟萍毅然坚持在城郊长宜哨教书，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宣传抗日救亡。她利用课堂和家访，深入苗汉农民家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党员，建立起了长宜哨地下党支部。

1941年2月17日，国民党陆军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和第九区保安司令戴岳会签密令，着凤凰县长李宗祺逮捕戴钟萍。

2月27日清晨，大批军警人员荷枪实弹，直奔沙湾，包围戴氏住宅，逮捕了戴钟萍。母亲见状嚎啕大哭，戴钟萍安慰母亲：“不要担忧，女儿的一切行为都是光明正大，我是无所畏惧的，希望您多多保重。”

几天后，戴钟萍被押解到沅陵第十军军部。

审讯时，李玉堂说，只要你能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写下“悔过自新”四个字，就可以恢复你的自由。可是，戴钟萍说：“我所作所为光明正大，无过可悔。”

敌人对戴钟萍百般诱骗和残酷折磨，戴钟萍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出卖同志，没有泄漏党的秘密，也没有半点奴颜婢膝，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1941年3月28日深夜，星月无光，戴钟萍在沅陵五里亭刑场被秘密杀害。临刑前，戴钟萍对敌兵说：“我死，你们不要用枪打，留下你们的子弹去打日本强盗！”

随后，戴钟萍被刽子手们用拳脚打倒在地，抬一大包石灰压在头上，活活窒息而死。当时仅有19岁的她，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在湘西牺牲的众多共产党员中最年轻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