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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类学角度看待腐败问题

【 作者: 刘丹 蒋志钊       发布时间:2018-09-26          来源:驻州司法局纪检监察组 】

  腐败是社会发展最大毒瘤,它给民众生活带来深刻痛苦,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相关的学者往往都采用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西方已有的理论研究样式来进行理论分析,而忽略了腐败问题背后的文化性、历史性和微观层面上腐败行为运行机制,鲜有研究者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腐败问题。作者认为贪污腐败的产生根源主要来自于人类原始的本性,就也就是说腐败问题必然有其深厚的人类学背景,本文主要试图在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框架下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以求利用一个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来研究认识腐败,进而铲除腐败。

   

      一、为什么要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腐败问题

     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腐败问题是十分有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目前国际下的大环境而言,腐败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还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中。这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角度(人类学角度)无疑会给我们监管者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就现有已被查实的腐败案件来看,涉及的部门范围逐渐扩大,数量不断也日益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足联、联合国、国际奥委会以及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都牵扯其中。所以说除了战争以外,腐败可能最能对民主造成威胁。

    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会有人类学家研究涉及到和腐败相关的领域。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由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人类学的调查往往是基于大量的田野调查之上的,既然有田野调查就离不开和调查对象的“夕夕相处”,而这种“相处”模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和谐融洽的,同时也是需要调查人和调查对象建立起来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然而对于腐败案列的调查过程往往与此相反,因为腐败一词不是褒义词或是中性词,它是一个纯贬义词,这就要求我们的田野调查需要去了解到调查对象不愿意公众于世的“秘密”,然而被调查者往往不会透露自己的不道德之处或是违法行为,人类学家也不愿批评他们的调查对象,因为这样的做法往往会辜负了他们给予我们的信赖。其次,随着对腐败案列调查的深入,研究可能会陷入被动甚至给调查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被调查者往往身份特殊或者可以说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最后,从人性的角度上出发,人们一般不会在外人面前透露自己的相关信息。总的来说,要在一个存在腐败现象的领域进行研究难度很大。

      就目前对腐败研究的成果来看,已经存有较多的文献和研究的基础数据资料的存在,且往往是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探析。从到道德层面来看,人类学的调查方式在腐败问题上的研究又存在各种“阻碍”。那么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腐败问题还有必要吗?答案是需要的。我们可以把腐败看做是一种不良的政治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而这种不良的行为将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说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去研究腐败现象从而降低腐败现象的发生率。用人类学的角度去看待腐败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从人类学的视角可以为如何定义腐败提供帮助

       腐败原意是一种自然界的现象,是指有机物在受到微生物侵入之后而产生的变化。后来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意在指社会公共领域不良行为对社会公共权力构架造成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腐败这样定义: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人类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现象的定义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思考方式,还会从某种角度上限制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进一步研究,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腐败下的定义人类学家显然是不能全盘接受的,因为这种定义过于严苛过于泛化。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腐败问题能够利用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方式入手,从语言环境入手去理解腐败现象,从而提供一种文化语境。相对于腐败政治学和腐败经济学而言,人类学提供的这种研究方法会更加敏感,也正是这种敏感性造成了人类学的角度超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范畴。人类学认为腐败是权力行为的文化模式。

  (二)用人类学方法研究腐败现象能够产生更有价值的社会效益

      腐败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在个人错误道德观念和正确的认识论之间存在偏差的条件下产生的。这种腐败现象的社会行为和当前大环境下的社会治理行为规范、规则是相违背的,就目前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都是从正面的角度去分析探究,而如果用人类学的视觉去理解如何管理社会行为准则、规范,那么人类学能够提供一种更好的、更为新颖的研究方式:反向研究违反社会行为准则的实例。这种研究方式的特点就是既可单刀直入(对有腐败行为的个体直接进行访问),又可旁击侧敲(用田野调查方法对相关个体进行田野调查)。腐败的发生往往介于法律的边缘区域,有一部分还处于模糊状态(比如贿赂与礼物馈赠的概念区别),以小窥大,这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更深层次对广义道德、伦理、责任问题的思考。用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腐败相关成因能够更好、更清晰的为社会道德建设、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府架构健康运行、社会政治问题分析解决提供参考。对腐败人类学的研究还可能为其他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提供帮助,比如“人格”观念或者是礼尚往来交易原则。腐败现象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行业,更可以说是一个全球通病,腐败涉及到人性、权力和道德。绕开政治角度从人类学探析腐败是想指出:虽然腐败源自于人性,但是用文化和制度可以来进一步控制腐败蔓延程度和对社会的危害。

  (三)人类学可以为围绕腐败进行的争论提供很多素材

      列奥-施特劳斯曾这样认为,冷静下来思考腐败不一定就是一件坏事:我们暂且可能还不能准确恰当的对腐败现象进行定义,但通过不断的质疑已有的腐败现象定义,从侧面又可以让我们不停的探索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以至于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腐败、了解世界。首先,对腐败人类学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腐败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地域的异化性找出腐败的文化共性。其次,可以进一步分析到腐败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慢慢渗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而不同地区的人们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及其看法的差异性。桑普森与麦乐伦都提到,人类学还能为新兴的“反腐”文献以及“善治”的概念提供批判性意见(相关的概念涉及到政治人类学)。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围绕“善治”制定政策。

   

  二、用人类学视角研究腐败问题,对于反腐的价值和作用

  (一)人类学主张对腐败的研究和定义应加入文化因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行为是有意识地通过关系不遵从已有的行为准则,目的是从该行为中谋取个人或是某个相关集体的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含义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透明国际关于对腐败的定义都是去除文化因素提出来的,这种定义与分类的方法显然和人类学的观点有相违背的地方(特别是对于礼品馈赠和贿赂之间的定义方法)。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中曾提到了礼物馈赠和行贿行为之间的区别,并用互惠原则来解释地方领域内的经济交易过程。他认为,经济义务行为的发生原动力在于经济发生的任何一方随时都有可能通过诉诸制裁来终止这种交换互惠的联系,一方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而另一方回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中止给予的危险。人们通常把这种权利和义务归置到互惠的均衡链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认为在互惠双方发生礼尚往来的那一刻就可以对礼品和贿赂进行划分:贿赂行为在对方接受馈赠的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而对于礼品的馈赠是可以不予以回报的。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的反腐政策制定和当地文化及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冲突。礼品馈赠和贿赂在许多的文化架构中,建立是一种社会纽带关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资源有限、国家福利不足、人们享有社会公共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礼品馈赠和贿赂行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有利于人际关系网的构建的。维尔纳曾举例说明了区分礼品与贿赂的边界区分标准,以及“交易的法律定义”(法律/非法)。“交易的动机”是需要回礼还是以求快速完成一件事从而避免麻烦,“交易的透明度”是公开的还是保密的,“交易的文化定义”是传统的还是违背道德,“收礼人的就业状况”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交易的内容”是包含现金的还是非现金的。而不是脱离当地文化习俗来定义腐败。所以说用人类学来对腐败行为进行分析首先是利用已有的定义,来探索在所研究的文化中,按照当地标准和习俗来区分道德与不道德、合法与非法、适当与不适当等,而不是脱离所研究的当地文化习俗来笼统的对腐败下定义。

  (二)人类学可从人文角度出发结构性的研究腐败现象

      随着社会不断的进步,人们的生活的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面对如此多的诱惑想要做到洁身自好和保持较高的个人品德往往是需要一定的定力的。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陷入“腐败泥潭”的人固然可恨,但是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也要及时的进行自我反思。人类学所擅长的研究领域正是对人类文化、思想、共同个性的探析。

      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中积极重要的主流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气息。从秦汉时期开始儒家思想就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提倡的观点也是影响至深。其中,“为尊者讳”和“隐恶扬善”的传统思想在某种层度上对腐败行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者是指就是当我们提到长者等尊辈时,特别是需要提及他们的名字时要用讳语,后者是指指不谈人的坏处,光宣扬人的好处。这两个儒家理念会导致我们简单地把人分为两种,即上级(位高权重的人)和下级(位卑言轻的人),结果就是历史往往只会记录下他们的优点而忽视了缺点。仅从社会层面而言就是说少数个别的“高官”做出一些有悖于伦理道德的事情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百姓仅能说的无非只有些流言蜚语。从心理学来说可以简单的称之为“围观者心态”。人们的这种“围观者心态”和“羞于承担公民监督责任的无作为心理”从侧面也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隐形帮助。在关乎到自己的利益面前,人们总会极力去争取,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获得该利益的时候,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大搞人际关系,通过走“偏门”走“后门”的方式来赚取某些特殊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裙带关系”、“宗族关系”赶不尽杀不绝,腐败现象时常发生。也正是在这种“旁观者心态”的促使下,即便是有的官员存在腐败行为,往往也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敢去揭发的人少之又少。 

   

  (三)腐败人类学可以为非正规、未监管的私营部门间的交易提供思路

  人类学对腐败调查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和社会政治背景是相互关联的,这一过程的研究本来对人类学的发展和人类学更好服务社会是有利的。从所研究的领域来看,“腐败”和“反腐”探析范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全球社会经济一体会的历史背景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对腐败定义的概念理论界定。第二个方面是用人类学角度研究“腐败”、“反腐”的定义与现行社会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制”、“人情来往”、“善政”间的联系。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经济、政治思想浪潮新自由主义认为:腐败属于公共部门学科的病理学,想要铲除腐败现象主要在于采取手段缩小政府行政边界,目的在于缩小政府部门行政人员相应职责范围,从而缩小少数公职人员可以渎职的范围。新自由主义还将政府部门行政人员的行政活动置于市场监管、商业道德、监管规则监督下。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相关私营部门和国企事业单位的隐形腐败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这也就给用人类学研究腐败现象提供了较大的研究空间。用人类学研究腐败现象,可以为非正规、未监管的私营部门间的交易提供思路,能够将其批判性的目光转向那些支撑起私营部门贪污腐败问题中的“盲点”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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